我的几次海外学术交流经历

　　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获得了新的强劲动力，有力推动着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高校的国际交流也是如此。
　　2000年5月16日至18日，笔者出访韩国东国大学。据学校外事部门介绍，这是我校对该校的一次对等的学术回访。当年我已年近半百，且已从事高教15年、晋升正高近4年，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
　　我走上东国大学讲坛，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的宗教”的学术演讲，介绍了中国宗教的现状以及当前反邪教的斗争。外方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印好讲稿的韩文本，给听讲的师生人手一份。讲演结束前，老师、同学踊跃提问，可以发现同学的专业水平较高，学生中有的汉语讲得相当好。东国大学与我校关系密切，早在中韩建交之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就招收了首位韩国博士生韩容珠。韩容珠毕业取得学位后出任该校的中文系主任。那次全程接待我的就是韩主任。
　　一年以后，我又去北美参加由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举办的“都市发展文化保存”国际研讨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作了“纽约时报视野下的唐人街”学术报告，揭露了美国资本家当年煽动反化排华的历史事实，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还正式出版会议的论文集《都市发展与文化保存》。该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中国》在国内学术界很有影响，一度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有一年夏天，《文化中国》编辑部专门在我校召开座谈会，主编梁燕城博士热情约稿，当场承诺凡有意收阅《文化中国》的学者均可现场留下地址，编辑部免费寄送，赠刊直至今日没有中断。
　　2010年10月，我校与德国莱比锡大学联合召开“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研究的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成功举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柯诺朴教授的热心帮助。
　　柯诺朴教授是2009年我在台湾参加佛光大学主办的“民间儒教与救世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结识的，柯诺朴教授不仅对中国近代的民间信仰素有研究，而且能讲一口流利汉语。可能是对中国宗教研究新视角都有兴趣，在会后的参观考察时我俩多有交流。回校以后一次闲谈，主持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的唐力行教授表示我们要主动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问我有无明确方向？我在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柯诺朴教授。在唐教授的认可与支持下，我给柯诺朴教授发去电子邮件，表明我们的意向。办事效率极高的柯诺朴教授很快回复表示同意，并对会议中心议题、参加人员等达成一致意见。这次会议有德、英、法、荷、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20余位学者参加，我校一行五人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我的报告题目是“近年来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国外同行对我们在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兴趣，大家就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切磋。设在莱比锡大学的孔子学院中方校长也参加了会议及接待工作。会后，《上海师大报》发表了相关通讯。两年以后，会议论文集《中国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研究之中欧视角》由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莱比锡会议后半年许，2012年5月24日到27日，我又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上海社科院及昆士兰大学合办的“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晚清上海画报中的都市妓女”的报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还特意安排了一次孔子学院的讲演活动。看到传统文化在澳洲的传播，中国学者扬眉吐气，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次会议的主办者昆士兰大学教授黎志刚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我与他在国内各种学术会议上有过多次见面交谈，而参加昆士兰大学的会议，则是在成都举行的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才谈妥的。当时，黎教授谈及将举办“近代中国日常生活”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当即表示了参会的意愿。可能是老朋友情面难却，也可能是对我常年进行社会史研究有所了解，黎教授欣然同意我的请求。但他又十分为难地说，此次会议经费有限，无法承担你的往返机票费用。我说这个不成问题。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在短短12年中，我作为国内普通高校的一名教授跨出国门，在亚洲、美洲、澳洲参加学术讨论会，还在欧洲与国外同行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示。作为78级本科生、82级研究生，我们这批人真正是赶上了共和国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学问做得更好一些，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