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陈永泉

　　陈永泉是我打浦中学初中1960届同学。我1958年从位于外滩新开河的井冈初级中学转学到打浦中学读初二，是个插班生，一开学被班主任指定为少先队小队长。我上学早，读初二时还不满12周岁，个儿小，又生性胆小，一帮老生经常无事生非欺负我作弄我。放学时，陈永泉会等在教室门口，和我一起走出教学大楼，离开校门，穿过打浦路306弄。他住在打浦桥新新里，我住在打浦路306弄弄堂口向南仅500米左右的瞿真人路（现名瞿溪路）市民新村。初秋黄昏，被称为卢湾区（现已并入黄浦区）“下只角”的打浦路、斜土路、瞿溪路一带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只有归巢的小鸟为这里带来些许生气。在弄堂口分手，那帮欺负我的老生往往也作鸟兽散了。一两个月后，我融入了这个新集体，和陈永泉自然成了好朋友。
　　两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我考取重点学校卢湾中学，陈永泉仍留在打浦中学念高中。虽然不在一所学校上学，但周末和寒暑假，我们常你来我往，我常到新新里他家去。新新里是打浦桥地区有名的旧式弄堂，规模大，住户多。陈永泉家还算不错，号称一间半，前楼有一排窗，光线很好，后楼呈直角梯形状，至多五六个平方，朝北有扇小窗，不显暗。陈永泉和他妈妈就住在这里。我到他家，好像很少谈读书事情。记得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就窝在屋里装矿石收音机，还在晒台上竖了一根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天线。当我们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第一次传出声响时，我俩乐得直鼓掌。陈永泉妈妈知道我是宁波人，留我吃饭时特意做了一碗葱烤芋艿。后来，我在他家蹭饭，桌上总有一碗葱烤芋艿。
　　我至今还保存着陈永泉上高二时拍的一张半身照。20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大批特批。陈永泉外穿深色灯芯绒茄克衫，内着雪白衬衫，戴着领带，新理了发，英姿勃发，活脱一个上海滩三十年代小开模样。一年后，我高中毕业了，他却因故在打浦中学再读一年高三。临毕业，他送了一本日记本给我，扉页上有他的题字：祝你永远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
　　1963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陈永泉送我去报到。43路公共汽车拐过漕河泾，不再有柏油路，煤渣路面坎坷不平。望着窗外的田野简屋，陈永泉突然对我说，明年我也考上海师院，和你在同一个学校。他的语气是那样郑重、坚决，朋友情深深感动了我。果然，第二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又一次成了同学。这回，是我送他到校报到了。
　　由于“文革”，全国1967届大学生一直拖到1968年夏才分配工作。1968年8月，我被分配在地处浦东召楼镇的上海县杜行公社革新小学初中班当语文老师。现在的召稼楼，是浦东的旅游胜地，当年却是一个农村小镇，破旧凋敝。我妈妈为我买了一件白衬衫，只能在河里洗，越洗越脏，只得换一件灰衬衫。几个月后，1968届的陈永泉也毕业了，他却被分配到崇明县三星公社插队当农民，当然是发工资的，每月43.50元。临去崇明前，他来召楼看我。学校里空荡荡的，家在市区的老师都回去了。窗外，一片黑漆；屋内，了无生气。我们都在为自己的今天和未来忧心忡忡。当时，山东省有两位农村小学教师，一位姓侯，一位姓王，他们提出“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大队”，“国家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不发工资，由生产大队记工分”，时称“侯王经验”。上海郊区学校打算发展“侯王经验”，城镇教师户口下放到农村，改为农业户口。我已经是农村城镇集体户口，将再改为农业户口，凭工分过日子。陈永泉已放弃英语专业，去海岛当农民，不知是否会扎根一辈子，真是前程茫茫。
　　多年后，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陈永泉下乡一年后上调，在市重点控江中学当了一辈子英语老师。我转辗六所学校，最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退休。而今，我和陈永泉都已年届七十。相聚时，我们共话少年时代的懵懂，感慨青春年华的易逝；分别时，我们同祝晚年生活的美好，庆贺生我养我的祖国昌盛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