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汪霆校友

　　汪霆先生经胡山源教授推荐，于1956年从福建师范学院调到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大前身），我与他遂有同事之谊，并且有幸成为近邻。学院院址，其时在民晏路，此处是前门，属于闸北，但一出后门却是北郊了；学院在左手拐弯几百米处建造了教工宿舍，名曰师范新村，兼住单身员工和住家，我与汪霆同一门号，他全家住在底层，寒家住在三楼，二楼就是胡山源先生伉俪居所。
　　汪霆的调来，只要助教名义，为的是易被调入方接受。但他却承担了讲师的工作，全年上写作课程。上这门课当然要批改习作，有一位学生竟然一次写完一本作文簿，别人尽管没有那么多的字数交卷，但作业量远比中学生多，教师的批改工作量也可想而知了。
　　虽然与汪霆初会，他的姓名并不陌生。他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向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投稿，还与杨复冬（钟子芒）先生合编《春秋》，当时我居乡曾有机会零星看到过几本，是乡亲从上海带来的，因而隐约记得他的大名。当时学院参考阅览室藏有全套《万象》，我一有空就去翻阅，贪婪地看；串门时提及此刊，他说自己写散文大致上用本名，写小说就署笔名了。我把小说题目下署真名的作家排除后，似乎署名“关山月”的该是他了。我把我的猜测说与他听，他一笑点头；“原来关山月就是足下。”我也笑着，这样惊喜地说了。
　　寒家搬出师范新村以后，多年未能重叙，只是有次与沈寂先生谈起旧闻时，说及了汪先生。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的某次讨论会结束后，主办方用车送年长的的沈寂先生回府，我搭了顺路车。车厢里忽然记起四十年代有一位写自然科学知识小品文笔漂亮的作者，向沈先生询问：“余爱渌是谁？”他说是个医生。又提起汪霆，他的话就多了，说关山月已经好些年不见了，小说、散文的笔墨清丽可诵。还有几句我不记得了。
　　汪霆先生年长于我，如今我也是耄耋老人，到了怀旧的年龄，自然又记起了这位老同事、老邻居。在寒家迁离师范新村的那个年月，私人寓所装电话的很少，远非今日可比，电话尚且如此，遑论别的通信工具，迁居后遂少有音问，时至老年唯存怀念而已。